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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數據表明，澳大利亞辦公出勤率較疫情前下降了三分之一。澳大利亞人正在尋求更長期的居家辦公權利，而員工與雇主間的矛盾也逐漸顯現。

據路透社8月2日報道，澳大利亞辦公室出勤人數較疫情前減少了三分之一，悉尼約有六分之一的辦公空間空置。遠程辦公的流行使公司不再需要租用辦公區(qū)域，這導致了寫字樓估價下降，然而遠程辦公對澳大利亞社會的影響遠不止如此。悉尼大學健康與工作研究網絡負責人約翰·布坎南說：“世界勞動力市場在受到新冠疫情沖擊后已經產生了不可逆的變化?！?/p>

此前，摩根大通集團首席執(zhí)行官杰米·戴蒙、特斯拉和推特老板埃隆·馬斯克等企業(yè)領導人呼吁在疫情結束后停止遠程辦公模式。澳大利亞工會由此與政府發(fā)生爭論，要求將居家辦公作為常態(tài)，并首開反擊之先河，將市值約8187億人民幣的澳大利亞最大銀行——澳大利亞聯邦銀行告上法庭。今年4月，澳大利亞第三大銀行澳大利亞國民銀行首席執(zhí)行官下令，讓500名高級管理人員回到辦公室出勤工作。三個月后，該銀行一改口風，同意了一項工會協議，賦予所有員工申請居家辦公的權利。同一周，公共部門工會達成一項協議，允許澳大利亞120000名聯邦雇員申請居家辦公，且不限天數。

在歐盟，“遠程辦公”保護已經實施了數十年。受疫情影響，居家辦公變成了打工人的常態(tài)。但為了適應疫情封控影響后的經濟形勢，立法者們仍在商討修改該項法令。今年5月，在加拿大，為了爭取居家辦公，當地聯邦工作人員罷工兩周，但最終達成的協議中依舊沒有其所要求的遠程辦公的工資保護。

負責澳大利亞聯邦協議談判的社區(qū)和公共部門工會秘書梅麗莎·唐納利表示，居家辦公所造成的變數正在各行各業(yè)產生連鎖效應。

德國最大的經濟智庫之一的Ifo（nformation and Forschung）宏觀經濟中心副主任馬蒂亞斯·多爾斯表示，盡管各國員工要求的遠程工作天數不盡相同，但老板和員工之間關于辦公室出勤和居家辦公的需求矛盾是全球統一的。作為與斯坦福大學合作項目的一部分，該機構對34個國家的35,000名工人和雇主進行了調查。調查發(fā)現，在有居家辦公經驗的員工中，僅19%的人希望重返辦公室全職工作，員工們希望每周居家辦公的天數是老板們希望的兩倍。

澳洲智庫澳大利亞研究所（Australia Institute）未來工作中心（Centre for Future Work）的主任吉姆·斯坦福說：“大多數員工強烈希望繼續(xù)居家辦公，而大多數雇主都想讓員工們重返工作崗位?！眰€別工會達成協議不一定會結束這種僵局。因為如果失業(yè)率上升，雇主們在勞動力市場將獲得更多議價權。而這樣的矛盾會為勞動關系的歷史性沖突埋下伏筆，吉姆·斯坦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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